唐僧取经是家喻户晓的故事。而林州洪谷也有记载唐代一位取经高僧事迹的碑，它便是1963年被省人民委员会核准，公布为第一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》碑。
洪谷山原有五处省保、两处市保文物，后又有两项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厚重的历史文物，如此集中出现在这深涧幽谷中，堪称罕见。难怪《大河报》记者盛夏说洪谷山是“腹有诗书，怀璧握玉”的地方。
此碑无帽无座，通高1.84米，宽0.95米，厚0.2米，半圆首，刻有行书20行，每行48字。刻立于唐开元十九年（731年）九月二十五日。因为碑在崖下，保护较好，字迹无漫漶，唯石质崩泐，损去60余字。碑文书法工整隽秀，“书体朴拙”而“镌刻甚精”， 民国《重修林县志》称其为“林县碑刻第一”。
圆形碑首中凿尖桃状背光龛，内刻所谓三尊真容像为“华严三圣”，即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二菩萨（面部皆残）。造像主尊为释迦牟尼佛，莲瓣形项光，着交领式袈裟，内着僧袛支（类如衬衣），隆胸细腰，结跏趺坐（盘腿坐）于束腰仰莲须弥座上，右手上举，左手下垂抚膝。二菩萨头戴花冠，有圆形头光，颈戴桃形项饰，下系长裙裹腿，膝下衣纹呈u形排列，有“曹衣出水”之韵，帔帛绕肩沿身侧下垂，跣足（赤足）立于有梗莲蓬上。佛身右侧为文殊菩萨，左手屈肘上举执瑞草，右手下垂提帛带；左侧普贤菩萨左手下垂握帛带，右手屈肘上举一莲蕾。
碑身前后分别镌刻两篇文字，前一篇是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》，记载了两位遗法弟子“竭公输（鲁班）之妙”，在“斜连麓岫，俯瞰幽溪”的山水间“运用奇功，穷匠作之神”，“依岩起塔，雕龛镂室”“式建支提”，留下了“仙岩圣迹”。后一篇《述二大德道行记》，记述了两位高僧的经历，极富史料价值。
碑文记载的高僧义泓，字玄济，邺城人（今河北临漳县），俗姓张。被誉为“唐代洪谷第一高僧”。公元684年落发于洪谷寺，他的智慧和行为都很美好，对佛经妙旨理解深刻，且好行善事。他曾奉敕于二京（长安和洛阳）参加译场，参加了著名佛经翻译家义净（古代四大翻译家之一）在洛阳大福先寺主持翻译的《根本萨婆多部律摄》二十卷，还参加了义净在长安西明寺主持翻译的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十卷等，参与译经共三百余卷，主要担当“诠辞证义，笔授缀文”，即解释词句证明道理，修饰译经的文词。有了这种资历，他后来“百座讲说，频登胜席，学海宏深，名播二京”，估计轰动效应像易中天上了百家讲坛。人们尊称为“东魏大乘弘”（东魏是说东方魏郡人，不是指由北魏分裂出来的那个“东魏国”）。
在公元710年左右，他奉命去西域乾陀罗国（今巴基斯坦西部拉瓦尔品第至白沙瓦地区）迎请经文，将佛的真容画像20铺（张）、舍利千余粒、三藏梵本二部请到京城。后来，他又遵从武则天指示，再赴西域“王城”（天竺摩揭陀国古城，在今印度比哈尔帮底赖雅附近），“力穷异域，往来四载”，途经一万八千里取经弘法。他一生供奉武则天和唐中宗二朝，前后长达十三年，被赐法衣、道具多种。
约在开元六年（718年），义泓请求归山。以其对佛学的传播与贡献，事迹为什么却未收入《高僧传》内？究其原因，很可能是当时武则天已经去政，女皇原来宠信的人，到唐玄宗时受到排斥。义泓是不得已返回洪谷寺的，因此碑文称他“屈为洪谷寺主”。归山后，他整顿清理释教门徒，审查鉴定僧徒应当遵守的法纪，并推行僧伽“六和”原则（戒和、见和、利和、身和、口和、意和）。义泓还曾驻锡多所寺院，大约卒于开元末年。
另一位法师乾寿比义泓小，也当过洪谷寺住持，字崇诠，俗姓李，也是邺城人。20岁时出家为僧，后来在洪谷寺充任教授法师，之后主持寺务，纲纪寺众，率僧众修复山间小路，在川原干涸地区“疏泉汲引”，依山造宇，立堂讲义，济救贫民。
乾寿又是个孝僧，“内怀至孝，无忝所亲，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，是谓孝道毕矣”。因此，此碑是佛教提倡孝亲较早的实物见证。
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代，碑版石刻，也同样是最繁荣的时代。石刻文字的主体是碑，一座唐碑，本身已成为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。唐人讲究书法，以写字著名的人很多，他们都写过不少碑文。唐碑上都刻有撰文和书丹人名，这是汉碑所没有的。这些书法大家的字迹，一向受人珍护，可惜这许多石刻名迹，至今存者无多。林州《三尊真容像支提龛铭》碑文，就是唐代书法家蔡景所撰，蔡景是佛教弟子，陈留郡人（今开封南）。
唐代碑刻，具备了各种书体，但书法的正宗还是正楷书。从魏晋南北朝以来，汉隶逐渐演变成楷书，楷书的字形结构，统一于唐代，所以在书法史上有秦篆、汉隶、唐楷之称。这是中国文字书法演变的三个重要阶段，从初唐几位书法名家的字迹上，还可以看出各人笔法的渊源。褚遂良的《伊阙三龛记》和包文该的《兖公颂》，是被康有为认为继承北魏隶楷的唐楷，而虞世南、欧阳询等人的笔法却来自南朝。其区别在于笔势的刚柔，波磔的方圆。盛唐以后这种区别日渐融合，于是书家取径于笔画结构的肥瘦。颜真卿、苏灵芝愈写愈肥，柳公权用颜真卿的笔法而减缩其肥硕。薛稷和薛曜兄弟的瘦劲，演变而成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。这样，在统一的唐楷之中，每位书法家仍然有各自的风格。
唐人碑刻观念的深化，促进了树碑之风的盛行，唐代碑刻因此兴旺发展，走向制度化、完备化。唐代碑体高大庄严，造型精美,碑志书法多样，碑文内容也以颂美铭功为要，其碑刻文化呈现华美大气的审美风尚和时代精神。
唐代近三百年间，丰碑巨碣等石刻无止千万，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。至于造像、刻经不可胜数，这里特别提出的是，唐代的碑志，明清时期出土很多，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，这对考察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，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、宗教，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艺术宝库。
